于留振：新BetVictor Sports(伟德体育)国际官网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及局限

2025-03-24 21: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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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资本主义史学（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是当代美国史学研究新领域，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现已颇具规模和声势，影响不限于美国学界。当前，美国许多大学开设相关课程，培养该领域研究生。不少高校还设置新资本主义史教职，许多史家自称或转行为“新资本主义史家”。近年来，不少高校和史学专业组织发起召开关于新资本主义史的学术会议、研讨会、工作坊或夏令营，著作大量问世，主流专业史学刊物刊载不少相关论文。2018年底，专业学术刊物《资本主义：历史学与经济学杂志》（

　　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促使学者重新审视和挖掘历史研究中的经济因素，催生许多新研究题材和方向，深刻影响美国史研究各时段和分支领域。对于这股思潮，美国学界已从不同角度作了讨论，总体而言可分为两类：一是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倡导者对该领域的梳理和界定，二是新资本主义史学批评者的质疑与商榷。美国之外的学者对新资本主义史学也多有关注，如法国和塞尔维亚学者就对其作了简要评介，澳大利亚史家在借鉴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基础上，开启对本国资本主义史的新研究。

　　然而，这些研究均存在局限性。首先，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倡导者和批评者，大多是从某个侧面讨论新资本主义史学的意义及问题，缺乏系统评价。其次，即使是该领域倡导者，不同史家的研究和理解也差异很大，同一史家在不同时期的诠释可能前后不一。再次，许多新资本主义史家忽视了传统史学关于资本主义史的研究，未能深入评价新资本主义史学的价值与局限。最后，其他国家的学者对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的评介往往过于简略，主要关注其概念与内涵，忽视大量有影响的专题研究。中国学界对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也有关注。除了零星翻译和引介，还有少数研究结合新资本主义史学代表著作，对其进行简要评述。但美国之外的研究大多忽略了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丰富多样的专题著述，未能系统评价其利弊得失。本文尝试梳理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背景与过程，分析其研究领域与视角，进而探讨其意义及局限。

　　讨论新资本主义史学，首先应明确何谓新资本主义史学。在该问题上，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者内部仍莫衷一是、争议不断。作为概念的“新资本主义史学”兴起前，美国史研究许多分支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劳工史、企业史、妇女史、法律史、环境史等，大都将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或背景，但不存在以“资本主义史学”命名的研究领域。今天在美国流行的“新资本主义史学”，是2011年之后才出现的标签。2015年前，美国学界同时使用“资本主义史学”和“新资本主义史学”称呼该领域。之后，为与关于资本主义的传统研究区别，学者才普遍使用“新资本主义史学”指代该领域。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先有“新资本主义史学”标签才出现相关研究，而是先有资本主义史教学和研究实践，美国史家才逐渐有意识和自觉对该领域进行概念界定。

　　在美国，“资本主义史”最先出现于教学领域，前期发展缓慢。1996年，斯文·贝克特在哈佛大学首次开设的“资本主义史”课程，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史教学的开端。到2008年，这门课程已成为哈佛最有影响力的课程之一。在此基础上，贝克特及其同事创办成熟完备的“资本主义研究项目”，邀请哈佛及其他高校师生就资本主义的概念、框架和运作进行研讨，“为对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秩序的资本主义进行深入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并产出不少成果。同时，为培养研究资本主义史的专门人才，2005年起，哈佛组织发起“北美资本主义史”研究生学术会议，“旨在帮助具有历史思维的学者重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反思这个分支领域的现状及其在美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随后，哈佛几乎每年都组织召开两次相关研究生研讨会。这些努力激发了美国其他高校的资本主义史教学与研究。2010年后，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史专题研讨会、工作坊和夏令营在全美遍地开花。全国性史学专业组织也在关注和推动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发展。2010年，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的年会上，都有专门讨论资本主义史研究新进展的小组会议，2012年美国历史学家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Historians）的年会主题是“资本主义与民主研究前沿”，同年的社会科学史学会年会主题是“资本主义及其历史”。

　　随着资本主义史教学与研究蓬勃发展，历史学家开始梳理和界定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贝克特和布朗大学塞斯·罗克曼。不过，他们的界定非常模糊。贝克特将“资本主义史学”视为“新兴研究领域”和“新颖的研究路径”，认为它是经济史、劳工史和企业史等不同史学分支之间的相互调整和整合运动；在此种研究中，“经济变迁被视为北美历史的核心问题，但把这种解释嵌入了对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考察之中”。贝克特将2011年之前十多年几乎所有从历史角度研究北美资本主义的作品，都纳入“资本主义史学”标签之下，似乎认为该标签可涵盖任何从历史分析角度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此类著作的一个共同点是承认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并认为市场是社会和政治建构的结果，反对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自然现象的观点。

　　其他研究资本主义史的学者则认为，“新资本主义史学”标签不能概括所有相关研究。他们建议将相关领域称为“经济的历史”（history of the economy，但不是传统的经济史，即economic history）或“政治经济学”，认为前者可有效定位资本主义所属位置，即将其置于更广泛的财产、特权、权力、权威、秩序和（非）稳定性等问题的历史中，后者明确强调经济对社会的嵌入，以及市场与国家的互动和交织。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保罗·克莱默承认“新资本主义史学”是很好的标签，但认为它暗含学术炒作成分，聚集在该旗帜下的学生和学者试图通过宣称研究的新颖性追求资源、学术和地位。他建议从方法论角度对这些研究进行重构，用政治经济史取代“新资本主义史学”，将其视为一种研究路径而非研究主题，这样既有助于历史学家避免混淆作为观念与历史现象的资本主义，还可以从更多元的方法论角度开展跨学科研究。

　　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建构者虽然在领域界定方面莫衷一是，但在新资本主义史研究基本问题上抱有共识，即不对“资本主义”进行概念界定。在他们看来，新资本主义史学的目标是对“运作中的资本主义”进行实证研究，而不是对资本主义作理论分析，归纳法是研究的前提。为此，新资本主义史家赋予“资本主义”丰富多样的含义，对该词的理解往往通过具体个案研究和解释框架得以体现。每个新资本主义史家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都不相同。这种多样性和模糊性，反而给他们带来充足空间，得以根据自己的旨趣自由选取不同研究题材和对象。

　　新资本主义史学的批评者则从较为狭隘的视角对其进行界定。卫斯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埃里克·希尔特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史学”似乎表明其研究议程应是书写资本主义的历史，但此种标签并不能代表该领域新出现的所有著作。在他看来，新资本主义史家既没有界定何谓资本主义，也不把资本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相反，“‘资本主义史学’这个名目虽让人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存在，但它主要应被视为由历史学家进行的一种批判性社会分析”。威斯康星大学的南·恩斯塔特是从文化史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她指出，如果说有一种精神将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统合起来的话，“那就是拒绝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视为一种基于自然规律的制度的观点，并坚持认为经济是政治建构的结果”。

　　可见，对“新资本主义史学”的不同界定，为理解新资本主义史学造成困惑。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建构者力图更为宽泛地界定该领域，其批评者则试图通过分析新资本主义史学研究特点揭示其本质特征。事实上，就新资本主义史学的研究实践而言，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复数的史学。也就是说，新资本主义史学既是新研究领域，也是新史学观念，还是一场由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历史学家自觉组织，并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目标的知识运动。此外，它可以被视为研究美国史的一种框架和视角。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新资本主义史学以资本主义为研究核心，设置研究议程，组织研究活动，开展研究对话和生产历史知识。作为一种史学观念，新资本主义史学旨在纠偏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过于关注底层群体和忽视经济因素的现象，希望挖掘被忽视的经济精英历史，并将经济因素带回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以“自下而上、直达顶端”的视角研究历史。作为一场知识运动，新资本主义史学将批判对象指向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解读，希冀从历史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历史化和去自然化。最后，作为一种研究框架和视角的新资本主义史学，将资本主义视为中立性史学概念，挖掘其暗含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力图统合不同史学领域，打破学科壁垒，开展跨学科研究。

　　正是由于新资本主义史学存在多样性和多义性，让人难以对其简单界定。同样难以界定的是，谁是新资本主义史学家。新资本主义史学兴起，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自觉推动的结果。当今新资本主义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如贝克特、罗克曼、康奈尔大学的路易斯·海曼、纽约新学院的茱莉亚·奥特、哥伦比亚大学的金姆·菲利普斯-费恩等人，在学生时代接受的是劳工史学术训练，但正是在此过程中受到启发，发现新问题，从而开拓了新资本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第二个群体是已功成名就的老一辈学者。他们受年轻学者启发，热情拥抱并转向资本主义史研究，如威斯康星大学企业史学家科琳·邓赖卫（Colleen A. Dunlavy）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劳工史学家纳尔逊·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都自认为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史家。第三个群体是贝克特等人指导的研究生，他们接受新资本主义史学训练，毕业后散布美国甚至全球各大高校，致力于新资本主义史研究。如诺姆·马格尔（Noam Maggor）、伊莱·库克（Eli Cook）和凯特琳·罗森塔尔（Caitlin Rosenthal）等，目前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有一些学者，他们的作品经常被归入新资本主义史研究领域，但其并不认同新资本主义史学，如贝克特的同事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和普罗维登斯学院的莎伦·墨菲。无疑，在新资本主义史学旗帜下，汇聚的是复杂多样的研究群体，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大相径庭。

　　首先，冷战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影响了新一代史家的研究旨趣。冷战时期，由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人们对“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充满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论争意味，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不再是科学分析工具，因而弃之不用。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不再被视作全球范围内制度对抗的战斗性术语，学界开始从更中立立场使用它，将其作为具有包容性的史学分析工具。同时，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国家转向资本主义体制，被有的学者称为“历史的终结”，似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已然是人类的终极制度。然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并不顺利，美国和全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新问题。这些现象引起历史学家关注和思考。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需要诠释”。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产生误导，经济学家对经济话语的塑造和垄断引起新一代史家不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解释力失去信心，新古典经济学重新受到经济学家青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大都将自由市场视为可以普遍应用的自然现象，认为只要方法得当，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由技术专家预测和管理。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坚信自由市场的绝对性，相信人是理性经济人，反对政府干预。7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政体在全世界的蔓延以及全球性经济快速增长，似乎证实了新自由主义者的论断。广大民众和学生对此深信不疑。美国史家约翰·拉尔森在教授资本主义史时注意到这种现象，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非常成功地让美国人相信，自由企业制度是一种自然、永恒和不可改变的现象，这种现象没有起源或历史”。然而，新自由主义者不顾国情，将英美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行推广到俄罗斯、东欧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造成这些国家贫富差距加大、政治腐败加剧。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出现贫富差距加大现象，引起民众广泛抗议。历史学家对新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解读产生强烈不满。在历史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现象，绝不能简化为某种经济理论或数学模型。这种认识重新点燃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如何在多地出现、发展和存在差异等问题的关注，“资本主义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对许多经济学家解构资本主义历史属性议程的回应”。

　　从美国学术发展角度看，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主要是对两股学术潮流的反应。一是经济史学的发展嬗变及历史学家对经济史研究的漠视与疏离。20世纪初，美国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基本形成，此后取得长足发展。20世纪40年代之前，经济史研究主要方法一直是历史主义传统，即解读历史资料，而不是构建理论模型。但60年代以后，亚非拉等地区的多个国家开启工业化进程，为了理解经济增长的来源，解释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间悬殊的收入差距，经济史学家开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同时，为了更精确检验许多假说，经济史学家大量使用复杂的统计和计量方法。加之美国经济史学界对经济史的统计资料积累越来越丰富，从而开启以新方法研究经济史的时代，此即“新经济史学”（又称“计量史学”或“历史计量学”）。

　　新经济史学为历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掀起一场研究美国经济史的革命，主要表现在经济史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即强调经济理论、反事实推理和历史计量等方法的使用，以及主要关注经济增长率、经济活动总量、生产率和投资等问题。经济史研究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史学科性质的变化。在新经济史革命推动下，经济史越来越偏离历史学研究范式。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彼得·泰明的话说，“传统经济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新经济史则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经济史特别强调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大大超出大部分历史系研究生项目提供的课程。于是，历史系经历一场对新经济史的强烈反弹，逐渐不再培养经济史家，历史学家也不撰写新经济史著作。正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教授威廉·克罗农所说：“今天读经济史的人不多，甚至很多历史学家都不愿读，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史著述逐渐为高深的数学理论所占据，致力于理论的严密，而疏于日常交流与理解。”结果，经济史几乎成为经济学家独享领域。新资本主义史家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认为历史学家对经济议题和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忽视，不仅限制了人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而且降低了公共辩论的质量：“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及其历史的解读，主要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狭隘理论视角，或来自随意把事实与虚构相混淆且深受意识形态偏见影响的大众媒体，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通常极其匮乏。”因此，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是对新经济史学研究潮流的一种逆转。

　　新资本主义史学倡导者普遍认为，新资本主义史学兴起的第二个学术原因，是对新文化史忽视经济因素的纠偏。贝克特、海曼及其同事爱德华·巴普蒂斯特、佐治亚大学的斯蒂芬·米姆，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肯尼斯·利巴蒂图等都认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导致历史学家越来越痴迷于对身份认同、历史事件、行为和话语的意义进行解构，而不再关注物质因素。芝加哥大学的小威廉·休厄尔曾是新文化史推动者，他指出，随着新文化史兴起，历史学家对经济决定论的研究取向越来越不满。在新文化史家看来，“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经济变迁或经济利益的反映……因此，他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不再是工业化、剥削、阶级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差异的文化建构，尤其是性别和种族的差异问题”。因此，80年代之后，研究经济问题的史家大量减少。

　　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还得益于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思想滋养，尤其是政治科学和法律史。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否定不受政府调节的自由放任市场是最有效的经济体制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比较社会科学界研究领域兴起一股“国家”研究的兴趣，形成后来被称为“把国家找回来”的学派，其主张重新审视国家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国家”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国家构建问题，取得丰硕成果。部分政治经济史家重新关注政治制度、法律立法和政府决策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此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些法律史研究成果，也论证了法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法律在构建市场方面的作用。

　　新资本主义史家不仅拓展了“资本主义”概念的应用空间，还提出了新观点，开拓了新研究方法和题材。首先，新资本主义史家不再将奴隶制视为一种地区性制度，不再纠结奴隶制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认为如果不将残酷的奴隶制视为资本主义崛起和发展的核心因素，就无法理解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约翰逊指出，美国的奴隶制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事实上是一种共生关系，美国内战前夕，南部奴隶制之所以并未走向消亡，正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对南部的棉花存在巨大需求。贝克特也指出，以往的西方学者往往将奴隶制、强制剥削和殖民主义等历史事实从资本主义史中抹去，渴望塑造一种更高贵、纯洁的资本主义史；但事实是，“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强迫劳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不是资本主义史的反常现象，而是其核心”。巴普蒂斯特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暴力性更是直言不讳：“正是商品化、苦难与折磨，以及对美国黑人的奴役，造就了美国的强大和富有。”贝克特和罗克曼还进一步强调：“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奴隶制的历史”，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对奴隶的压榨和剥削，“回溯我们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奴隶制必然烙印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基因上”。以上研究基于多个角度和案例，揭示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如何强化了奴隶制的残暴性。

　　其次，新资本主义史家还推动奴隶制史学衍生出新研究议题。如巴普蒂斯特从金融史角度对奴隶制展开研究，认为在19世纪经常被用于金融资产的并不是工业产品，而是奴隶。此外，新资本主义史家还在残酷的奴隶制种植园中发现了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深刻指出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存在的道德困境。罗森塔尔考察了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如何使用严格的管理和暴力手段，通过精细的会计管理，逼迫奴隶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挑战了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现代管理革命诞生于铁路公司的观点。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有些奴隶也是“资本主义者”，他们在蓄奴制度下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具有资本主义特征。不过，这些奴隶从事的资本主义活动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自由。相反，奴隶发展出来的经济企业，还强化了奴隶制度以及对奴隶的奴役。

　　新资本主义史家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就依赖形形的穷人、囚犯、“苦力”、苦工、水手、仆人、合同工、佃农，许多介于自由劳动和奴隶制之间的广大劳工群体，以及与地位不断上升的工薪阶层一起工作的人等。罗克曼研究了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巴尔的摩的奴隶、自由黑人、移民、下层白人劳工、女性家庭佣人，以及等各种不熟练、半熟练工人甚至流浪工人和性工作者的故事。他将通常被传统史家排斥在工人阶级定义之外的非技术劳动者，通过“劳动的普遍商品化”过程与资本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亚裔学者郑文浩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者瑞贝卡·麦克伦南，分别探讨了“苦力”和囚犯劳工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对社会史和传统劳工史研究作出重大修正，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始至终都依赖于多种劳动形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史是美国历史学家关注的重要主题，尤其是银行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新社会史和新经济史兴起，转移了历史学家的兴趣，金融史主要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而且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使金融史重新成为历史学家重要研究对象。目前，新资本主义史家关于金融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信贷和风险等方面。在货币研究上，学者解构了货币的自然属性，将其与国家构建、法律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联系起来。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克里斯汀·德桑认为，货币是一种复杂制度和法律发明，由各种各样的集体决定组成，因此受到各种利益倾向影响。她的研究削弱了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是中立性经济手段的观点。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杰弗里·斯克兰斯基从思想史角度讨论美国早期货币问题，认为货币不仅是支付手段，还是统治手段，且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兴起的。

　　债务、信贷和投资也是重要研究对象，表明新资本主义史家的研究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海曼追溯了个人债务在20世纪美国的演变过程，以及伴随联邦政策、金融创新和零售竞争从边缘到主流的转变，阐释了此种金融革命发生的机理，认为分析借贷资本的流动，就是在了解资本主义的具体运作。奥特考察了美国在19世纪后期巨型工业公司崛起和1929年经济大崩溃之间，联邦政府、公司和金融机构如何努力普及投资，以便让个人投资者在经济和国家中获得利益。马格尔考察波士顿富有的精英群体如何通过资本运作扩展跨越州际的商品、人力资源以及交通网络，重新诠释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历程。马格尔指出，随着新英格兰以棉花为基础的纺织业衰落和奴隶制废除，东部富有的绅士银行家四处游走，寻找新商业机会，并在大西部的矿山、铁路和工业中找到机会。他们的投资在正经历城市化的东部和正扩张的西部都引发政治和社会冲突。在对财富、政府和不平等有着持久影响的竞争中，金融力量与更为民主的经济进步愿景经常发生冲突。

　　风险是新金融史家关注的第三个重要对象。芝加哥大学乔纳森·列维讨论了19世纪美国普通人的希望和焦虑，展示了风险如何通过新兴金融机构和工具（如保险公司、储蓄银行、抵押担保证券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等）的野蛮成长而发展起来，同时分析由此带来的道德问题。作者的核心论点是，美国人在19世纪形成一种“将自我拥有的自由主义理想与个人承担‘风险’联系起来的自由观”。列维的研究是对经济学关于风险研究的挑战，认为金融问题中的风险不是数学和计算问题，而是个人选择和信息获取能力问题。

　　企业史是经济史重要分支，但传统企业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企业家和公司，对资本主义研究较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受新社会史和劳工史冲击，企业史研究越来越关注企业管理、规模和结构。21世纪初，在新资本主义史学推动下，企业史研究开始更加关注商人、雇主，以及企业与政治、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扭转了新社会史忽视经济精英群体历史的倾向。贝克特考察了19世纪后半叶纽约经济精英的命运和性格变化，揭示了从1850年到20世纪初，一小群形形的纽约人是如何掌握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为此，贝克特讨论了内战在重组纽约经济精英中的核心作用，以及纽约资产阶级如何在重建期间重新定位其意识形态，放弃内战前自由劳动的观点，转向拥抱自由放任式自由主义。

　　此外，新资本主义史还对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保守思潮进行实证分析，以此解构经济学家赋予自由市场的自然属性，挖掘新自由主义学说和保守思潮的历史根源。代表性学者是达特茅斯学院宝芬妮·莫顿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菲利普斯-费恩。莫顿考察的是基督教服务精神如何在国内外推动资本主义。她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福音派基督教滋养了美国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忠诚。沃尔玛的历史就揭示了这样的复杂网络，它将“阳光地带”的企业家、福音派员工、基督教商科学生、海外传教士和自由市场活动家团结在一起。菲利普斯-费恩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她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少数著名美国商人结成联盟，目的是将美国从社会主义和“保姆国家”中拯救出来。早在“文化战争”通常与保守政治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之前，这些受驱使的个人就资助智库、反对工会，并成立组织来推销他们的观点。

　　长期以来，思想史家将资本主义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不过，传统思想史主要研究大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如美国思想史家杰里·穆勒讨论了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等16位思想家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新资本主义史学超越和扩大研究对象和范围，将经济学、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并从历史学角度对其解构，揭示经济学知识和经济理论的历史属性和意识形态特征。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沃尔特·弗里德曼讨论了美国经济预测史的起源和发展；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蒂莫西·申克的博士论文，则将经济概念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美国历史上的几次思想、经济和政治转变，如何使“经济”成为治理对象及理解集体生活分歧的一种方式；在以色列海法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库克，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壮大过程中经济指标崛起的根源，并通过追溯英国圈地运动、加勒比奴隶贸易、美国工业化过程、经济思想变化和公司力量不断壮大的历史渊源，思考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新自由主义思想是新资本主义思想史另一重要主题。菲利普·米洛夫斯基和迪特·普乐威合编的论文集，从跨国史和比较研究角度回顾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起源；讨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者及其政治和企业盟友围绕工会、发展经济学、反垄断政策和慈善机构的影响等问题展开的重大辩论和冲突；探讨了智利、秘鲁和联合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何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权威性知识，应用于本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改革实践。该书将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视作一场国际性政治和经济运动，以此回答“新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和“新自由主义思想从何而来”等问题。类似的重要研究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安格斯·伯金的《伟大的说服：大萧条以来重新发明自由市场》和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詹妮弗·伯恩斯的《市场女神：安·兰德与美国右翼》，从历史学视角剖析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学说，指出新自由主义学说和自由市场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人为建构的意识形态。

　　在评论新资本主义史学给传统研究带来的冲击时，恩斯塔特形容道，新资本主义史学不是用砖头撑开传统研究领域的大门，而是用手榴弹炸开传统研究领域的大门。言外之意是，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不仅给美国史研究带来积极意义，还带来负面影响。的确，一方面新资本主义史学已成为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史研究最具活力的领域，也是“历史学科最重要的一种趋势”，深刻改变了学者讲授、理解和书写资本主义史的方式，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存在明显缺陷，给人们理解资本主义造成困惑。

　　第一，最为根本的是，新资本主义史学将资本主义或经济因素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之中，扭转了美国史研究方向。如前文所述，新资本主义史学兴起之前，美国史研究许多分支领域都将资本主义视为研究对象或背景，但它们的问题意识却不是资本主义。如美国历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是研究美国奴隶制最知名史家之一，也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生致力于论证奴隶制为美国南部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存在但不属于”（in but not of）资本主义世界。在其最重要的社会史著作中，吉诺维斯坦言，他“不太关心经济学，甚至不关心一般理解的经济史问题”，最重视的是社会并将社会作为该著作核心分析范畴。这是因为，类似吉诺维斯等社会史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更宏大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过渡阶段，因此倾向于将其研究对象描述为“社会”，这种社会早于资本主义而存在，在资本主义消亡后也将继续存在。因此，他们并不愿意关注资本主义研究。

　　此种现象在其他分支领域普遍存在，但新资本主义史学扭转了局面。就美国史研究而言，新资本主义史学改变了对美国历史上诸多问题的看法，美国革命、内战与重建、工业化与社会改革等重大主题，都被重新理解和阐释。譬如，新资本主义史家不再认为美国革命或内战是资本主义发展决定性因素，也不再将工业化视为进步主义改革的背景。相反，他们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视为影响甚至决定此类事件的重要原因。其研究有助于建构关于美国历史的新叙事，形成新的美国史综合研究，弥补传统叙事主要以政治事件或社会变革为主线的分期法，重塑史家对美国史的解释。

　　第二，新资本主义史学通过挖掘被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边缘化和淹没的人物和事件，在新社会史学和新文化史学霸权外创造一种“新史学”。此种“新史学”力图再现被以往史家边缘化的人类群体的经历和价值，具有重建史学正义的意涵。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是对只重视白人男性政治精英而忽视边缘和治史取向的反驳，将妇女、劳工、少数族裔等群体的经历纳入研究核心范畴，大大扩展了研究对象。但经过几十年学术实践，掌控美国经济的少数精英群体却遭到边缘化。对经济精英群体历史的忽视，不仅导致史家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无知，也遗漏了对许多重要史学领域譬如金融史的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重要转折时期，金融开始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发展引擎。但彼时的新劳工史家将注意力集中在雇佣劳动者身上，忽视了为工人支付工资并掌控金融机构的精英群体。新资本主义史学试图超越仅仅关注被压迫者和底层群体的治史倾向，力图还原银行家、金融家、种植园主以及各类商人群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不但开拓新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对象，还纠正了以往史家将精英与普通民众对立的治史倾向。

　　第三，新资本主义史学还通过重新界定资本主义核心要素，改写界定资本主义的标准，使历史学家对习以为常的旧问题产生新看法，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复杂性的认识，有助于建构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新叙事。在新资本主义史学启发下，近现代历史上诸多重大主题，如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非自由劳动的作用与性质，都得到新诠释。传统上遭到忽视的金融史和看似题无剩义的奴隶制史研究，重新成为热门选题。由于新资本主义史家重构了“劳动”概念，新一代学者不再只关注新社会史家重视的雇佣工人经历，而是大力挖掘各种劳动被商品化和剥削的方式。在他们笔下，种植园奴隶与工厂工人不再根本对立，而是共同光谱上的不同劳动者；美国内战前南部和北部并不存在经济体制上的根本对立，反而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新资本主义史学颠覆了传统上对许多问题的认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奴隶制的看法。长期以来，奴隶制被认为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和商业进步的主要力量，而新资本主义史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引擎。虽然强调奴隶制的重要性并不新奇，但之前学者从未将自由工资劳动之外其他形式的非自由劳动，视为资本主义核心内容，也从未把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社会描述为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彻底的资本主义社会。

　　认知上的转变，并非新资本主义史家发现了美国南部社会隐藏的工业经济，而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界定资本主义的标准。譬如，新资本主义史家对19世纪美国南部和北部社会的分析，不再强调南北相互矛盾的社会秩序，而是将其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突出强调南北经济体制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虽然南部缺少工业化标志，但奴隶人口是南部资本主要代表，价值远超全国所有工业投资包括银行、铁路和工厂的总和。奴隶价格很高，不仅因为他们可以为棉花生产提供必不可少的劳动力，使棉花成为工业革命核心商品，而且奴隶本身也成为国内国际金融家投资的重要对象。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拥有巨额奴隶资本并与国际贸易网络紧密联系的南部各州，后来发展出一套极复杂的金融体系。所有这些特征，使得南部成为资本主义典范，虽然与北部的发展存在差异，但它们属于同一资本主义主题的不同变种。

　　第四，或许更重要的是，新资本主义史学重新将“资本主义”概念视作宏观史学分析工具，试图打破经济史、企业史、劳工史、政治史等学科领域之间的藩篱，推动不同史学分支领域对话，从整体上把握对美国历史甚至世界近现代史的认识。用米姆的话说，传统史学分支都是从某一角度描述资本主义这头大象的，忽视了全局把握，“资本主义史则试图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看待资本主义”，从而“打破学科壁垒”。就此而言，新资本主义史学可被视为一种研究框架，具有方法论意义。然而，与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倚重多种社会科学理论不同，新资本主义史学既不借鉴有关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也不企图建构某种新型资本主义研究理论。新资本主义史家真正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运作方式，希望考察的是资本主义和人类活动之间互相塑造的方式，并强调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历史性。此外，他们非但不主张建构新理论，还力图通过具体个案研究解构各种经济理论，譬如他们对经济选择理论、新自由主义学说和自由市场论的研究，就是要揭示隐藏在这些所谓科学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偏见。

　　不过，新资本主义史学研究也存在明显缺陷，最严重的是滥用“资本主义”概念。新资本主义史家拒绝严格界定“资本主义”概念，力图包容性看待资本主义，本是其最大特点。但他们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解读，使其可以涵盖人类生活方方面面，不但使研究视野扩大到各史学分支，而且使“资本主义”概念应用到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社会，仿佛一切历史都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这导致其任意扩大资本主义史研究领地，把任何与之相关的现象都纳入其中，侵蚀了其他领域的边界。在近年最重要的新资本主义史著作《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中，贝克特提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棉花生产国中国和苏联，但对两国社会主义史只字未提，而是将其融入全球工业资本主义叙事主题之中。这种叙事模糊了社会性质的差异，让人对历史事实产生误解。如果人类过往的一切历史都可以用资本主义解释，那么不同社会形态，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根本区别何在？因此，既要看到新资本主义史的新意，又要警惕它的“史学帝国主义”倾向。

　　此外，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看似包罗万象，实则忽视许多重要主题，研究对象相当狭隘，与倡导者声称的目标严重不符。最明显的是，它忽视了从妇女史和环境史角度研究资本主义。事实上，早在新资本主义史学兴起前，妇女史家就对资本主义问题作过不少探讨。环境史从其诞生起，就将资本主义作为重要研究对象，该领域代表性著作，如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及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自然的大都市》，都将资本主义作为研究焦点。但新文化史的兴起几乎横扫所有史学领域，尽管早在1990年，沃斯特就发文呼吁环境史学者“超越文化”，关注资本主义史，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范式还是发生明显“文化转向”，环境史越来越接近社会文化史，更加忽视资本主义史研究。只是到近几年，受新资本主义史学推动，才有环境史家自觉融合环境史与资本主义史。但整体而言，相关研究仍然有限。

　　最后，新资本主义史家对新文化史的批评有矫枉过正之嫌。他们在解释新资本主义史学兴起原因时，将重要批判矛头指向新文化史。是否可以据此认为，新资本主义史是对新文化史的超越？事实上，从新资本主义史研究实践看并非如此。新资本主义史对新文化史的批评，可被视作对新文化史“唯文化决定论”的有益纠偏，而不是为了取而代之。许多新资本主义史家大量借鉴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力图将经济因素带回文化史研究。就此而言，新资本主义史不是取代新文化史，而是对新文化史研究的延续。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提醒我们重视资本主义的历史维度，重新审视作为一种中性分析工具的“资本主义”概念在研究中的应用。此外，对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来说，新资本主义史研究可以提醒我们关注经济议题。在当前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中，政治史、外交史、移民史、城市史、医疗史、环境史等领域吸引众多学者关注，但对经济议题的研究相当有限。少数研究美国经济史的学者，也主要关注美国当代经济问题。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西方资本主义典型代表，如果对其资本主义史缺乏研究，对美国的认识肯定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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